【导语】清明时节雨纷纷,缅怀先辈和故人。哈尔滨冰城文艺交流平台发表著名抗战作家支援先生在抗战时期80多年前原创的短篇小说《当》后,引起许多读者的热议。现本平台特刋《南京日报》高级记者、编辑徐佑祺先生撰写的赏析文章,共同分享。文章以媒体人的睿智犀利的眼光,新颖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与时俱进的网络用语,使得赏析文章别具一格,引人入胜。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抗战精神,永远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作家支援先生(1919年--2004年)
抗战作家:支援,出生于河北省滦平县鞍匠屯一贫苦的满族人家,读书时代开始学写新诗,1936年发表处女作。1939年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处东北沦陷时期,身为哈尔滨市著名的左翼作家和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著有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其中抗战类题材超过三分之一比例,代表作短篇小说《白藤花》被誉为东北抗战文学的经典。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者支援先生是哈尔滨唯一一位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 “以笔为枪,投身抗战” 抗战老作家称号的作家。
2019年8月16日抗战作家支援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拜读抗战作家支援先生的短篇小说《当》,不知不觉便被戳中泪点,对小说中的“我”充满了同情之心;心头又升腾起忿怒之火,恨不得把小说中的当铺掌柜的“他”暴捶一顿,甚至都想将其“咔嚓”了事。
读者阅读时感情介入如此之深,恰恰说明这篇作品虽仅仅2000多字,所拥有的美学价值却夺人眼球。在我看来,这应该归结于这篇小说本身的艺术磁场甚为强大的原因吧。
短篇小说《当》,写作于八十年前抗日战争时期,发表于1941年5月10日《滨江日版》副刊《漠烟》第七期。
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指出:“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也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爱和憎,其实正是作家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感情的下意识回应。
国人经商,向有“重信从善”的传统。旧时中药房就有这样的楹联:“但愿世间人常寿,不惜架上药生尘。”典当行也多有楹联,如“解燃眉之急如水火,何不用典;得济困之物非所愿,还请来赎。”
谈起中国的当铺历史,在发展初期还真离不开佛教的大力助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遍建寺院。这些寺院拥有大量田亩,又有皇帝赏赐、权贵捐赠,不缺的就是银子。他们便慈悲为怀,纷纷设立“质库”,通过质押方式向民间发放贷款。
而在小说《当》里,当铺掌柜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当铺放高利贷自然要收利息,因此按说并不应该压价过低。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侵略者及伪满政府统治之下,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百姓又是怎样凄惨不幸的遭遇呢?你看,第一天去当铺,“我”本以为当二三十块不是问题,掌柜却只贷给了5块。“我”第二天再去当两件旧衣,一开口自己就压价至10元,继而又忍痛压到8块,可狠毒的掌柜最终给得更少,仅4块。掌柜为何有悖常理,宁愿少获利息也心狠手辣要把贷款压到最低?他虽未明言,但从其话语、动作、眼神中看出,他已料定典当人毫无赎回可能。那么,结局就是,赎期一过便可吞并抵押物,摆上柜台高差价售卖。掌柜的阴险毒辣之处更在于,他不仅经济上,还要从精神上对“我”全面碾压。
“我”第一天去当时就饱受人格羞辱,“当我把抵押物递上窗口,他轻蔑地瞥我一下,然后懒懒地把东西拽了进去。”听到“我”说想当20块,“他从鼻孔冒出一串冷笑,撇了撇紫色的下唇,默默地把我那东西推到了窗口外了。”看,掌柜一开始就对“我”充满蔑视,成交价更是由其说一不二。见“我”与其争辩,他尖酸刻薄地反驳到,“你拿到破烂摊上去吧,当不住你能卖二百块呢!”在这里,他连几句争辩都不能容忍,始终把话语权豪横地抓在自己手里。显而易见,他在交易中疯狂掠夺弱者财物的同时,还要在精神上把弱者的尊严剥夺殆尽,这不仅是鱼肉百姓的本性使然,也是其奸诈的经营套路:欲控制定价之权,必先废掉对方的还价之力。
抗战作家支援先生在小说《当》中塑造的“我”是个悲情人物。白居易的《卖炭翁》诗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而“我”典当所得急待开销的却是更多“口中食”自不消说,当天粒米未进,下午在当铺里已经“有些头晕目眩了”。此外,孩子要治病,房租还没缴,债主又追着要债……生活的重担,饥饿的煎熬,使得“我”这个人物形象连说话都“声音低微”,跟掌柜的讨价还价也似乎失去了气势。然而,“我”并没有彻底屈服于命运,也要凭己微薄之力进行挣扎,盼望挣脱笼罩黑暗的现实。
我也要奋起抗争,从内心发出忿怒的诅咒和呐喊:“我讨厌这种人的存在,我希望世界上能绝灭这种人……”可是,当掌柜欲擒故纵地逼问“当不当”时,“我”依然忍痛不得已接受了4块的价钱。最扎心的就在这里,分明已看清对方的险恶用心,也已越发难忍对方的肆意人格上羞辱、人权的侵犯,可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现实。从人物的性格来说,“我”并非一个逆来顺受的卑微灵魂,事实上也在力图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捍卫人权,争取生活的自由、平等,正因为此,“我”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显得更加浓重而鲜明了。
“实不得已今天我又踏进慈门佛地般的当铺,呈献出我最后一点香火——家里仅剩的两件旧衣服。”最后,想对小说中这段描写说几句。因为这段话很是耐人咀嚼,故而,有的认为这是反讽笔法,有的分析这是作者的悲愤控诉。应当说,各种观点都言之有理。而我认为,这番看似矛盾的描述则反映出了“我”这个人物的错综复杂的心理历程:既对当铺绝无好感以及诅咒,可在绝境之中又抱有最后的期许;既觉得当铺趁火打劫定价严重不公,可又违心承认毕竟靠当铺维持生计。因此,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在想,今天的读者们该是如何的为“我”悲惨境遇而辛酸,又该是怎样地痛恨当时吃人的社会现实呢!
我们不能不清醒深刻认识到,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剥削阶级与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之间永远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国老百姓进行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只能是更加剧了中国人民日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支援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是一面明镜,折射出八十多年前的历史风貌,也照亮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责任编辑: 华玉
主编: 蝶鸢
主审: 红叶
监制: 孤筑
天下传媒出品之0717号
徐佑祺,退休前在南京日报任职,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新闻作品曾分获江苏省报纸好新闻一、二等奖,南京市好新闻一、二、三等奖。本人曾获评南京市先进新闻工作者,南京市依法治市新闻宣传工作、南京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先进个人,并曾被评为南京日报社标兵。
附图:
1936年,支援先生17岁时初踏文坛
1942年,支援先生23岁,发表《白藤花》
抗战时期23岁的支援先生
抗战胜利时,支援先生26岁
支氏三姐妹:支雁(右一)、支鹰(中)、支凤(左一),深情缅怀,牢记家训,决心继续做好红色文化传承,告慰父亲。这是她们参观瞻仰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左翼作家作品展柜”,里面陈列着的《白藤花--支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