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境观象】
是上海的江南，还是江南的上海？元末以降的上海画史与吴门画派之间的渊源是怎样的？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又是如何形成的？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的“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以一场独特的“书画考古”，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大量珍贵实证。
步入展厅，开篇便是策展团队绘制的《上海地区历代书画人文示意图》。这张图，为整场展览标示了清晰的时空坐标。绵延交错的水系，以及由水系带动的地理环境变迁，则成为“匍匐”其中的一条流动的空间线索。
行走其间，从“艺脉/艺术成就”到“人文/地区互动”，再到“鉴藏/艺术影响”及“潮头/海上风华”，146件（组）书画作品构成四大板块，作品的时间跨度自三国至现当代逾千年。其中，逾七成展品为首次亮相。这是从书画艺术入手对海上千年文脉的一次系统爬梳，也是对城市人文精神形成和发展的一次回溯。由此，一个更具内蕴、更加丰满的上海向我们走来，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此起彼伏，也借此铺展开来。
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松江古称云间，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书画史上，松江也不乏人物，陆机当属其一，其才高词赡，书法作品《平复帖》更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被誉为“法帖之祖”。展览即以“松江本”三国皇象《章草急就章册》和“云间二陆”的传世作品拉开序幕。
近年来，包括青龙镇遗址考古在内的许多新发现，改变了不少人对于上海的固有认知。青龙镇是上海唐宋时期主要的港口市镇，北宋时期海上贸易兴盛，朝廷在青龙镇置镇监，米芾于元丰五年（1082年）任镇监。米芾提出“墨戏说”文人画理论，并创米氏云山，与倡导“士夫画”文人画理念的苏轼声气相求，为此后文人画成为主流奠定了基础。此次展出的上海博物馆藏米芾《行书道祖帖卷》，神采奕奕，为首次与观众见面。
松江自古就有“九峰三泖”，是上海有山有水的胜境。元末明初诗书大家杨维祯，为躲避战乱迁徙至松江，结庐筑园，周边聚集了一批各领域的文化精英。诚如文徵明所梳理的：“松江在元季时，鸿儒硕彦多避地于此。”他们以雅集为网络，形成了一个密切的江南文人圈，极大地繁荣了上海地区的文化艺术，尤其是带动了文人画创作的活跃。
可以说，上海地区事实上成为文人画鼎盛期的核心发展地域之一。而元代上海文人画的成就，也奠定了之后本土传统文化的格局与文脉。展览中，杨维祯《草书录余善和张雨小游仙诗轴》、张中《芙蓉鸳鸯图轴》、陆居仁《行书题鲜于枢行书诗赞卷》等作品，为元末明初百年间的云间风流文雅，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告诉记者，策划此次特展，某种程度上是基于多年来对宋元至明清这段美术史中众多“失踪者”的重新发现，及对吴门先驱与上海画史间关系的梳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早期个案浮出水面，其中不乏上海籍人士。
比如明代马愈《畿甸观风图卷》，曾被误归为明代金陵画家痴痴道人史忠名下。马愈为嘉定人，晚年居住苏州，与吴门画派之首沈周祖孙三世交往，对沈氏画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称得上吴门画派先驱导师之一。其存世作品仅两件，极为珍贵。
经过这番纵向梳理后，再来观察中国古代书画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海上画派，乃至近现代如黄宾虹、李叔同、陆俨少等名家之成就，更能理解海上千年书画之艺脉对于文人画史演进的意义。
展览的第二部分，从元代《淀湖送别图卷》至明代《曲水园图卷》，形象地勾画出一幅元明以来上海城市人文的迁移路线图。从方言、顾绣到制墨，上海的自然风光、语言饮食、人文构成等风土人情在书画作品中都有体现。其中，元人李升的《淀湖送别图卷》是目前传世最早的描绘青浦淀山湖景物的代表作。墨色交融处，一股清旷淡远之致，与今天的淀山湖景色正可对照而观。
明清以来江南文化的两个重镇代表——上海与苏州，随着其水系生态、地理优势、经济地位等综合因素的不断变迁，于书画领域产生的此起彼伏的互动关系，在展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凌利中介绍，上海博物馆在这几年间，通过“吴湖帆书画鉴藏特展”（2015）、“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2018）、“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2021）三场展览，梳理一系列关于上海书画发展的符号，完成了“海上三部曲”。此次特展不再以个体人物作为展览的绝对主角，而是直接聚焦“上海”，以群像的形式，纵向梳理上海历代书画成就，也借由对海上千年书画发展中所呈现出的底蕴深厚、艺脉醇正、兼收并蓄和勇于创新的艺术特色与精神的探究，帮助人们去理解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脉络与传统文人底色。
2018年11月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表示，上海博物馆努力发掘馆藏文物优势，服务上海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希望在凸显江南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也让人们领略到作为长三角地区共有基因和精神纽带的江南文化特性。
（本报记者 颜维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