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网 | 申 语：国之谏

（资料图）

国之谏

申 语

       大臣良臣劝谏国君之言之事，均属国之大者，无论是劝谏的形式还是内容，完全可称之为“国之谏”。中国封建体制几千年，以皇相官僚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文官制度贯穿整个官场文化。君临天下，贤明为要；文谏武战，忠烈为上。均是实现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基础。

       君王决策往往来源于大臣幕僚的意见，而君王决策之际，大臣既会有赞成之颂，也会有反对之谏。谏的内容，往往对治理国家、维护皇权统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著名的良臣之谏流传千古记录在案，既是宝贵的政治遗产，也是绮丽的警句名言。仅《古文观止》中收录的几篇著名谏文，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首先领略应引以为戒的几篇。先看《臧僖伯谏观鱼》。春天，鲁隐公打算去棠地观赏捕鱼，臧僖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鲁隐公以观赏闲游为目的的出游与国事活动无关，不是君王应该做的事情。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臧僖伯的理由，似乎有些“小题大作”。他提出，君王是引导民众按国家法度和礼制办事的带头人，不合法度和礼制的事情君王破例去做，就是乱政，乱政的次数多了，就会导致国家破败。鲁隐公自觉理亏，便借口要去巡视边境，顺路去看了捕鱼。僖伯只好称病而没有随从前往。

       再来欣赏《宫之奇谏假道》。这里所以提到“欣赏”，实因为该谏文中运用了一个后人皆知的著名成语—“唇亡齿寒”。晋献公再次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虞公以为虞国与晋国交好，准备答应借道，遭到大夫宫之奇的坚决反对。宫之奇认为，从战略的角度分析局势，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虞国必然跟着灭亡。正如谚语所言，“辅车相依，唇防唇亡”。虞公却认为，虞国是晋国的同宗亲戚，同宗至亲，岂能伤害。宫之奇反驳说，当至亲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尚且要加害对方，何况是一个国家。虞公又认为，他虔诚供奉神灵，神灵会保佑他和虞国。宫之奇又反驳，皇天没有偏袒亲近的人，只有对有德行的人加以扶助。“神所冯依，将在德矣”。愚公终究听不进去，还是答应借道给晋国。宫之奇见危局已定，只好带着自己的族人离开了虞国。当年冬天，晋国借道灭掉虢国后顺道也灭掉了虞国，虞国国王也做了自己同宗的阶下囚，上演了历史真实版的“唇亡之寒”。

      做出愚蠢行动的不仅有弱智的虞公，也有强势的周穆王。《祭公谏征犬戎》篇，周穆王准备征伐犬戎所在的“荒服”地区，以展示大国对邦属国的权威。周王卿士谋父谏阻说，不可以这样，要像先王那样“耀德不观兵”，要张扬德治，而不是炫耀武力。军队平时应聚集收敛，而在必要时才能动用，炫耀武力就会导致轻慢，轻慢就会失去威慑作用，况且犬戎一直按规定礼制行事，并未出现问题。周穆王坚持己见，兴师远征，结果劳师动众仅得到了四只白狼、四头白鹿而归。从此，“荒服”地区的犬戎再不来朝觐天子了。

       再看《召公谏厉王止谤》。周厉王姬胡，西周第十代君王，暴虐无道，国都的百姓都纷纷指责他。周王卿士召公告戒他，老百姓已忍受不了你的政令。厉王听后恼羞成怒，找来一名卫国巫师，命他去监视口出怨言的人，只要一经发现有口出怨言者，立即处死，吓得百姓不再敢说话，彼此遇见只能互递眼色。周厉王大喜，告诉召公“吾能止谤矣”。召公警觉的意识到周厉王的做法十分危险，便警醒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意如之。”从百姓的嘴中可反映出国家政务的得失，假如封堵他们的嘴，积怨甚多，又能够维持统治多久呢？然而，周厉王不听劝告，我行我素。过了三年，老百姓把周厉王驱逐到了彘地那个地方。

       以下再来看闻者足戒的贤君之举。首推《邹忌讽齐王纳谏》。至今，中学课本儿中始终保留着这篇令人赞誉不已的美文，不仅是故事动人，文字美妙，更是留下了一段历史佳话。邹忌，战国齐人，曾以鼓琴节奏说明治国之道，齐威王任他为相，后封为成侯。邹忌本人长得伟岸俊丽，闻知城北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常暗自与其比较。邹忌分别问妻妾和客人，“我与徐公孰美？”妻妾和客人皆回答是，“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然而，邹忌某天见到徐公后，顿然发现自己并不如徐公漂亮，晚上寝而思之，豁然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上朝见到齐威王时，就此说理，论及君王所受蒙蔽的可能性。“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齐威王自是英明，听了邹忌的高论，深解大义，立即下令通告全国，对凡能够进言劝谏的大臣和百姓一律给予奖励，广开言路，共图强国之策。齐威王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实行改革，使齐国再次走上富强。邹忌和齐威王的“自知之明”，自然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丰硕成果。不仅成就了文学史上的美文名篇。更铸就了中国政治史上的千秋佳话。

      再来看《谏逐客书》。事情起因于秦国的宗室大臣，他们上奏秦王说，各诸侯国的人前来侍奉秦国，大都是替他们自己的君主游说，离间削弱秦国，请把这些人一律驱逐。李斯也在被驱逐之列，于是李斯上书秦王，据理力争。如果说邹忌说服齐威王纳谏，用比喻暗喻的方式，和风细雨般循循善诱的说服君王，而李斯的谏逐客书则是直言犯上，劈头盖脸的指责秦王的错误做法，自始至终是批评乃至谴责的口吻，强制秦王收回成命。李斯先是用赞扬秦王四位先人的做法对比贬抑秦王的做法。比较中，以其先人之优，指责其做法之谬。历数昔日穆公求仕、孝公用商鞅之法、惠王用张仪之计、昭王得范睢遂成就帝业，说明四君者皆依客之功。进而尖锐指出，若四位君主当年像你这般拒绝客卿，疏远外来贤士而不用，秦国哪有富裕强大的盛名？试想，还有什么比李斯这种褒贬更犀利的言辞吗，还有什么比李斯这种指责更刁钻刻薄的吗。更有甚者，李斯接下来的指责愈加近乎于无情。指责到，珍玩珠宝，美女美乐，很多不是你秦国的，但你贪图称心如意、宜于观赏，都获用了；而在用人上却偏私所用，亲亲疏疏，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你这么做，表明你重视的，只是声色珠宝，而所轻视的却是民众，这不是用来一统天下、制服诸侯所应采取的方法。接着，李斯摆出一番足以令秦王折服的大道理，“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之无危，不可得也。”秦王自知理亏，尽管对李斯的谴责不满，但还是从国之大局着想，立即废除了逐客令，同时也立即恢复了李斯的官职。后来李斯到底还是因言废人，因得罪圣上被杀，但那是后话。

       再看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以小喻大，借题发挥，从关心思虑君王安全入手，用拳拳之心感动圣上，想必皇帝自然不会反感，但是否按此珍重则另当别论。司马相如随从皇帝到天扬宫打猎，看到天子喜欢亲自下场，与熊和野猪搏斗，驾车飞奔追逐野兽，便上书劝诫皇帝，请求皇帝要以天子的尊贵地位为重，不能因贪图乐趣而从事危险的围猎活动。此篇谏文的价值在于“以小见大”，把“防微杜渐上升到理性高度加以认识。提出“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知者避危于无形。”还通俗地讲到，家有千金财产，就不坐在靠近屋檐儿的地方，何况万圣之君，决不能身涉险地，不可图一时痛快欢愉，而忘了国之大者！“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留意幸察”。忠君为国之心溢于言表，但文中未表最后结果，想必皇帝最终采纳了司马相如的好意和大义。

      所有之谏，若论及见闻和理论的深刻严谨，非魏征的《谏太宗十谏》莫属。魏征是有唐一代的名相，以直谏敢谏出名。《谏太宗十谏》，可谓鸿篇巨制、洪钟大吕，“载舟覆舟”的警世名言，更是在历史的庙堂上荡气回响。

      魏征“十思”疏的开篇，就是一段深刻而宏观的议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接着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点，一国之君，居于尊位，必须要居安思危，戒奢宜俭。君主像船，民众像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应当特别重视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魏征向唐太宗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建议。这十个方面往大里讲，是告诉太宗如何治国理政，往小里说是告诉太宗如何当皇帝，可谓是面对一尊大言不惭的教诲。魏征向唐太宗提出要做到“十思”：一思是，见到可以引起欲念的事物时，要想到“知足以自戒；二思是，准备有所兴建时，要想到“知止以安人”；三思是，考虑到居高临险时，要想到“谦冲而自牧”；四思是，戒忌骄傲自满时，要想到“江海下百川”；五思是，喜欢游乐时，要想到“三驱以为度”；六思是，防止意志懈怠时，要想到“慎始而敬终”；七思是，忧虑自己受到蒙蔽时，要想到“虚心以纳下”；八思是，害怕谗佞奸邪之人时，要想到“正身以黜恶”；九思是，加恩于人时，要想到“无因喜以谬赏”；十思是，责罚于人时，要想到“无以怒而滥刑”。魏征认为，想到做到上述“十思”，文臣武将就会各得其所，同心尽用，用不着君主本人亲自劳心费力，代替百官去做事，即使垂衣拱手，也可无为而治。正是因为君王开明，铮臣忠心，唐太宗和魏征才共同开创了开元盛世。魏征死后，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至理名言，“以铜为鉴，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他还令公卿大臣们把魏征遗表中的一句话“知而既谏，写在朝笏上。君临天下的皇帝对忠臣老臣的倾心倚重，莫过如此，在历史上亦属罕见。

      纵贯中国政治历史，大臣进谏，君王纳谏，看似明月清风，实是电闪雷鸣。带有以下特点。

      一是生死之谏。李世民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职）而魏征胸怀大志、胆识超群，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大胆进谏，先后向唐太宗进谏200多次。唐太宗无疑是英明透彻、胸襟开阔的一代明君，对于魏征的严苛进谏，喜之爱之、纳之采之。然而毕竟是忠言逆耳，良药苦口，魏征的直言犯上一次次压迫的唐太宗心存愤懑，畏之惧之，恨之切之。一次魏征从外边回来，原本车驾齐备要出去玩儿乐的太宗怕魏征数落连忙折回。还有一次，太宗皇帝得到一只特别好的鹞鹰，正在朝廷上把玩，远远望见魏征走来，急忙把鹞鹰藏在怀里，结果魏征没完没了的奏事，竟然把太宗藏在怀里的鹞鹰活活给憋死了。魏征谏言时全然不顾唐太宗的感受，有时让其下不来台，气得太宗怒火中烧，甚至有一次，差点儿想杀掉魏征，以解心头之恨。但明君与贤臣，终还是以国事为重，以江山社稷为念，做到了贤臣无私，君王无怨。魏征死后，为高规格纪念魏征，唐太宗亲自书写碑文；而后听信流言，又心起怨恨，下令砸碎了魏征的碑。可见进谏与纳谏绝非易事，乃是介于生死之间、毁誉之间的大事。如果双方不是从大局国事出发，绝没有明君贤臣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唐代的开元盛世。

       二是君明臣贤。一代明君贵有自知之明，一代诤臣贵在无私无畏。邹忌有自知之明，小可以齐家，大可以监国；齐威王有自知之明，广开言路，终使国家民心齐顺，天下大治。作为谏官和忠良之臣，大都是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士大夫精神的人，以天下为己任，坚持正义，坚持原则，愤世嫉俗，刚直不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场，形成的官制和习俗，一向是良臣君子团体与阿谀奉承的小人势力围绕着君王中枢。有忠臣重臣为代表的大臣；有宦官伺臣为代表的近臣。真正能做事、做正事的主流是忠君为国为民的忠臣良将，且这些人要有武将战死，文官谏死的大无畏精神。大臣秉笔直书、中直进谏是为臣之道义，但只有遇到贤明的君主方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只有明君贤臣都具有自知之明的时候才能收到同频共振的最佳效果。

       三是制度规范。进谏纳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优良传统和制度。倡导君王开明、大臣善谏，是一种中国文官制度的良性循环。唐太宗委任魏征为谏议大夫，是唐代专门设置的向皇帝提意见建议的官职。后来不仅有了制度规定，君臣还把纳谏进言作为高尚的道德水准和治国理政的政治操守，认真履行。据司马光《臣院题名记》的记载，古时候没有专职谏官，公卿大夫以至百工商贾都可进谏，自汉朝以后，开始设置专职谏官，国家大政、政教得失都由专职谏官负责监督进谏。谏官们紧盯国家民生大事，认真履责，不图名利，一心事国。到了宋代真宗年间，当朝设置了六名专职谏官，还特意规定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宋仁宗时，将谏官的名字先是刻在木板上，后刻在石碑上，任由世人监督评说，哪位谏官邪曲奸诈，哪位谏官忠诚正直。这样一来，令谏官油然产生一种敬畏和责任感。

      四是历史局限。谏与纳谏并非易事，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得有君明臣贤的因缘。宫之奇进谏不成，眼见败势，不得不带族人离开虞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也是大臣的无奈之举。臧僖伯谏观鱼也是如此，劝谏君王本是好意大意，既然劝而不听，也只好退而求其次，不随行既是一种自保，也是一种不同流合污的态度。

      2025年8月1日结稿于哈尔滨松北

（以上图片来自 网络，感谢图片拍摄制作发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