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合为时而著

——詹锳先生的学术轨迹

1991年，胡人龙、韩文佑、王达津、詹锳、罗宗强（前排从左至右）等学者合影。

1996年，詹锳（前）与弟子合影。

　　学人小传

　　詹锳（1916—1998），山东聊城人。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转入中文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先后在昆华女子师范学校、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3年取得教育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4年到天津师范学院（今河北大学）任教。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河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著有《李白诗论丛》《李白诗文系年》《文心雕龙义证》等，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

　　今年是我的导师詹锳先生诞辰110周年。詹锳先生的青年时代正值抗战时期，大学毕业后即通过研究古代文学挖掘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坚持抗战；新中国成立后，他从美国留学归来，还是紧扣时代与社会现实研究古代文学。他的学术研究轨迹，既是个人成长史、奋斗史，又是老一辈学者追随时代潮流、为国家和社会进行研究的学术品格的缩影。

爱国精神与全民抗战

　　詹锳1916年生于山东聊城。他不到五岁时上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白天读四书五经，晚上还要念《三国演义》《精忠说岳》等给祖母听。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他在济南上高中，参加北方学生南京请愿，亲眼看到请愿学生受到国民党宪兵的迫害。读高中时，他的老师王冶秋、董秋芳、李俊民、陈翔鹤等都是进步人士。1934年，詹锳考入北京大学，上二年级时，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在北大时，他问学于赵万里、余嘉锡、郑天挺、钱穆、朱光潜、罗常培、罗庸、闻一多等先生。到四年级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随校西迁，在西南联合大学又听了原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冯友兰诸先生的课。

　　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詹锳受闻一多影响尤深。他在《自传》里说：“我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到昆明任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0年初我回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这时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那主要是在罗庸先生指导下进行的，有时也向闻一多先生请教。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我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这种精神，我当时就觉得望尘莫及。”

　　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以重庆、昆明、桂林为中心，许多文化学术界爱国人士通过文学、戏剧、新闻出版、学术活动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凝聚民族精神。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学者们希望通过对爱国诗人的研究，在民族危亡之际重塑民族气节。如闻一多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一文中提出，端午节的起源本与龙图腾崇拜有关，而将屈原与端午节绑定，赋予了节日新的精神内涵，体现了从“求生”到“为国光荣而死”的升华，将端午节从原始的求生祈福，升华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纪念，使端午节承载起道德意义。闻一多强调，屈原的悲剧象征契合了近代中国“求光荣之生存”的时代需求，这一文化重构让端午节得以延续并焕发新生命。又如朱自清对杜甫精神的阐发，他在《经典常谈》中称，杜甫身经乱离，又亲见了民间疾苦，“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他又引其他学者的话说，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又如郭沫若写屈原，在屈原身上看到了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对故土的深沉热爱，影射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重庆等地引发轰动，成为“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的典范。

　　詹锳的李白研究，也是要发掘李白及其诗歌的积极向上精神、爱国报国精神，以此激励抗战最艰难时期的军民。他作《李白诗文系年》，以诗作产生的年代，落实李白的爱国情操。他又有《李白之生平及其诗》，叙说李白的爱国情操，其曰：“每见论杜诗者，于其忠君爱国之情，穷愁潦倒之状，以及才学之深厚，法度之谨严，莫不剖析分明，若指诸掌。但于太白则誉之为天上谪仙，不食人间烟火气，而委之为迷离惝恍，不可究诘。”世人每论杜甫常称道其“忠君爱国之情”，詹锳对照于此，挖掘、探究李白的爱国之情。他说：“（李）白少习纵横之术，每以天下自任。好携妓游东山，因谢安一度为苍生出，而于谈笑之中平靖国难，故慕其为人。此外如邹衍、乐毅、剧辛、诸葛亮等皆所钦仰，即以诸人皆起自布衣，能驰骋英名于一世之故。其诗云：‘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又云：‘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实为太白心画。天宝初，太白被召赴阙，有《南陵别儿童入京》诗。诗云：‘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又《别内赴征》云：‘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傥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其踌躇满志之态，跃跃纸上。”李白的“踌躇满志之态”，就是以“平靖国难”而“能驰骋英名于一世”。詹锳又论述安禄山之乱，永王李璘率师东下，李白为其府僚佐，《永王东巡歌》中说“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就是其“平靖国难”情怀的自豪表达。詹锳又说，李白“虽逾耳顺之年，闻李光弼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犹拟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就是要为国出力。

　　文学史上论李白，有人说李白的思想是儒家，有人说是道家，有人说是纵横家，有人说是儒道合一，还有人说是杂家等，五四以来多以新思想潮流的角度论李白，而詹锳最重“李白诗中的爱国情操”，因为这是在抗战时期，就是要挖掘出中华民族伟大诗人的爱国情操，以鼓舞人民坚持抗战，坚持到胜利。后来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其前言就题名为“李白诗中的爱国情操”。文中称，李白诗多抒发“安史之乱”前后的主观感受，只是他的爱国热情不易被人发觉而已，但通过他的诗文，深入他的内心世界，才发觉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是他诗歌的主流，“但是从主流来看，李白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因而就是在当代，大力传播李白诗文，也会培养高尚情操，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的”。而在抗战时期，詹锳的李白研究，就是以此为宗旨的。

女性文学与时代潮流

　　詹锳1938年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曾任教于云南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四川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除了开设中国文学史等多种专业课外，他还写过数篇论文讨论古典文学中的女性问题。1943年，他作《曹植〈洛神赋〉本事说》，考辨曹植《洛神赋》的主旨。《文选》入《洛神赋》为“情”类，李善注谓曹植为求甄逸女而作此赋，故又称《感甄妃》。历代有文学史家力证感甄说之诬妄，詹锳遗憾其每多空论，恨少佐证，乃据史事，多方证之，称“可以推知《洛神赋》中求女之情，乃喻思慕贤者之意”，为“求贤自辅”，“《洛神赋》中托词美人以寄其怀贤念友之意”。他以前人注李白诗为证：“萧士赟注李白诗《感兴》八首其二云：‘《高唐》《神女》二赋，乃宋玉寓言以成其文章，《洛神赋》则子建拟之而作。后世之人如痴子听人说梦，以为诚有其事，太白知其托词而讥其伤大雅，可谓识见高远者矣。’”称李白说《洛神赋》若真为“感甄”而作，那便为“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1944年，詹锳作《〈玉台新咏〉三论》，其一论《玉台新咏》成书年代，二论《玉台新咏》编纂因缘，三论《玉台新咏》选录标准，其中曰：“此谓新诗可使丽人解忧也。”“此丽人究何所指欤？”“其足与序文相拟者，惟梁元帝妃徐氏。”“《玉台》为供徐妃讽玩而作，无取深奥。”“《玉台》一书，多选乐府，取其便于咏歌也。若就内容而论，则俱为绮罗脂粉之词，其未涉及男女之事或全篇不写佳人者，几于绝无。且此类诗中，抒写丽人弃捐后之忧郁生活者，居其大半，皆似专对徐妃处境而编。”论证《玉台新咏》为女性而作，为丽人弃捐而作。

　　这些论文作于抗战时期，在那个时代，“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密切关联。学术界、文学界多关注古代的女性生活，关注文学中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现象。如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1941年）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与聂嫈姐弟为反抗强权、刺杀暴君而壮烈牺牲的故事。《虎符》（1942年）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但突出如姬夫人，她为了大义，不惜牺牲生命盗出兵符，代表了当时国统区那些不畏强权、追求正义的进步青年和女性。又如闻一多作《宫体诗的自赎》，梳理了宫体诗从“堕落”走向“升华”的演变轨迹，本是纯粹描写女性容貌、服饰及闺阁生活的宫体诗，在形式上达到了极致的精美，这种对形式美的极致追求，客观上为后来唐诗的繁荣积累了艺术技巧，至唐初卢照邻，借用了宫体诗华丽的辞藻和铺陈的手法，却注入了深沉的历史沧桑感、广阔的社会现实以及刚健的生命力。《长安古意》用宫体的躯壳，换上了盛唐的灵魂，彻底洗刷了宫体诗的脂粉气，完成了诗歌精神的重生。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以抗日救亡为号召，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且詹锳又曾在两所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放在这样的大背景看，他关注古代文学中的女性问题，称古人以“求女”为“求贤自辅”，研究古人为女性而编纂诗集，也是结合时代的潮流而作，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作学问，走好中国人自己的路，是詹锳一生的追求。

　　1948年，詹锳赴美国留学，先在南加州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取得教育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任教于天津师范学院（今河北大学），专注于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

　　1989年，他出版了《文心雕龙义证》。《梁书·儒林传·孔子袪》载：“（梁）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袪检阅群书，以为义证。”所谓“义证”，就是以“群”来证“一”。他写《文心雕龙义证》的方法，首先是对《文心雕龙》各篇句义探索其来源，上自经、传、子、史，以至魏晋以来的文论，凡是有关的，大都详加搜考；其次是参照本书各篇，辗转互证；再次是摘录唐宋以来的文评诗话，并比较论点的异同，以为参证之资。如此三者，既是以传统文论、传统文化来证《文心雕龙》，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他看来，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更应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文心雕龙》这部经典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996年，詹锳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出版。此书汇辑诸家对李白的注释评介，以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阐释学、佛学等为李白诗文研究提供史料，兼采众长，断以己意。他说：“我们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运用科学方法，批判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利用了索引、地图和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李白的新成就，整理出一部具有汇校、集注、串讲、集评性质的新校注，其中收罗了许多初次披露的资料，而又有题解，意在使之成为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分明、评论比较详备的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新版本。”此书是李白诗文注释史上最为详尽、最具权威性的注本之一，后世学者研究李白，几乎无法绕开。

　　深邃的爱国情怀、鲜明的时代性、广阔的视野，贯穿了詹锳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他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作学问，把一生奉献给了学术。他的学术历程告诉我们，学者固然应该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但更要呼应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为时代而进行学术研究，这样的学术研究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先生之学，山高水长，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矢志相从。

　　（作者：胡大雷，系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师大基地研究员）

　　本版图片由李金善、林大志提供

  来源：光明日报

无征不信 推陈出新

——詹锳先生治学的成就与理念

《李白诗文系年》

《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大家，在海内外都有重要影响。他的古代文学研究，集中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文，取得显著成就的主要是李白和《文心雕龙》研究。李白为中国古代诗人的代表，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诗人。《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文章学著作，在世界文学理论领域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詹锳先生一生致力于二者研究，奠定了他在古代文学与文论两个领域执牛耳之地位。

　　詹锳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辨析李白作品的真伪，考证李白的生平事迹，为其七成存世诗文考定作年，写出了著名的《李白诗文系年》《李白诗论丛》。二书是为新中国李白研究开先路的重要著作，一直为学界案头必备，为后世全集校释、专题研讨筑牢了根基，堪称20世纪40年代以来李白考辨领域的扛鼎之作。在《文心雕龙》研究方面，詹锳是较早研究《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学者，20世纪60年代初就有计划地研究《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为首部研究《文心雕龙》风格学的专著。此书引用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来分析《文心雕龙》，建构了《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出版后即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王元化、张少康等学者给予高度评价。

　　詹锳倾注毕生精力校注整理了两部经典著作，一部是《文心雕龙》，一部是《李白全集》，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龙义证》《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主编）。前书校勘广收历代版本，尤其是元刊本，比对文字异同，厘定讹脱；汇注搜罗古代诸家笺释与相关文论，兼容现代文论解说；证义持无征不信之准则，博引群书，结合文史语境推阐文心本旨，每说必凭文献支撑。后书以宋蜀本为底本，广参众本校勘异文，审慎考辨字句得失；注释博征典籍，订正旧注疏漏，补充新注与诗意串讲；题解交代诗文时地、本事与主旨；备考汇录古今异说、各家考辨，兼收域外研究见解，集历代李诗整理之大成；集评搜集历代评点，帮助读者赏析诗文艺术。这两部著作代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李白和《文心雕龙》研究的最高水平。

　　詹锳不仅以厚重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同时，他的学术思想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遗产。

　　文学研究是否为科学，历来就有很大争议。詹锳有自己的理性判断和鲜明立场。他说：“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维护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是詹锳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这种学术思想，有十分重要的学科意义。他将古代文学研究明确定性为一门科学，并非要消解文学的审美属性，而是希望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规范古代文学研究。将古代文学研究视作科学，可以建立起严谨的学术规范，摒弃主观臆断。科学研究以客观性、逻辑性、实证性为基本准则，落实到古代文学领域，便是强调版本校勘、文献梳理、史料辨析、事实考证等基础工作。秉持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不仅能甄别伪作，纠正历代流传的讹误，还原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本来面貌，还能统一学术评判尺度，让古代文学研究从随性赏析转向有理有据的专业探究，强化了学科的严肃性与公信力。将古代文学研究归为科学，对于此学科的发展也至为重要。一门学科唯有具备科学体系，才能形成完整的知识脉络、理论框架和稳定的知识积累，实现知识的代代传承。

　　科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是求真，移之于古代文学研究，便是依托传世典籍、出土文献等各类原始材料，努力还原文献本貌、史事真相与古人用心。所有推论不能单凭主观感悟，必须经得起文献复核，皆以实证为根基。基于此，詹锳提出“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无征不信”，是他为个人研究划定的一切推论与判断的边界，这一理念渗透于版本校勘、诗文系年、本事考索、文论义证各项工作之中，成为其考据方法不可脱离的内在标尺。詹锳一生的研究均持守此条，集众说考索《文心雕龙》的义理，辨伪李白诗文，梳理李白生平及其诗文写作时间地点，他所得出的每一个结论，都是在梳理、分析和研究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一治学原则，同时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是有效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无征不信”这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尤为珍贵。

　　詹锳奉行“无征不信”的朴学精神，坚持有一分证据立一分论断，绝不做空疏臆测、附会推演的无根之论，但严谨持正绝非墨守成规、盲从权威，更非故步自封、拘守旧说。在数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生涯中，他始终秉持独立的学术判断精神，不迷信古今名家定论，不轻视后进晚学新见，不固守自我阶段性成果，以理性怀疑打破学术桎梏，以实证考辨重审学术定论，以开放心态吸纳无论中西的新知新法，在传承与突破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超越精神。在李白研究中，关于《忆秦娥》《菩萨蛮》的真伪之争；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关于《隐秀》篇补文真伪的讨论，都充分表现出詹锳不拘成说、无畏权威的学术品格。而其《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研究，又表现出融通中西理论的鲜明特点。

　　这种永不满足、不懈求索、持续突破的治学品格，贯穿其全部学术研究，既是詹锳先生治学特色的集中彰显，也是其能够在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开新拓域、卓然成家的重要原因。

　　（作者：詹福瑞，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