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迹传神 朱印生辉

——中国画题跋与钤印的多重妙用

①《拟古山水册》内页弘仁

②墨梅图王冕

③松石图潘天寿

④墨葡萄图徐渭

⑤八哥海棠图（局部）齐白石

⑥洞庭渔隐图吴镇

　　【游艺丹青】　　

　　元代画家王冕的《墨梅图》（图②），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名品。每当我们凝望这幅佳作，总会被画面中墨梅与题跋、钤印那浑然一体的精神表达所触动。淡墨疏枝写尽梅花的清瘦傲骨，七言绝句直抒文人的高洁志趣，点睛钤印更是为画面平添几分意蕴，它们共同完成了画作外在意境的铺陈与内在品格的塑造。

　　潘天寿曾言“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可以说，中国画正是以写意为途径，追求“技进乎道”的艺术境界。在这一审美体系中，题跋与钤印从来不是作品完成之后的“锦上添花”，而是诗书画印四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有机要素，更是中国画笔墨结构完整性的重要体现。

题跋：写意精神的延伸

　　写意，不仅是一种画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艺术精神。无论工笔画还是写意画，其本质都承载着写意的旨趣。而题跋则与画面物象共同构成完整的写意表达，由此营造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曼妙意境。

　　题跋的首要作用，是画外之意的直接抒发，是“技道合一”的集中体现。明代徐渭所作《墨葡萄图》（图④）中，藤蔓纵横，茂叶层叠，墨色葡萄掩映其中，笔墨间满是狂放与恣肆。直到看见画中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无人问津的葡萄瞬间化作被埋没的“明珠”，狂乱的野藤则抽象为画家怀才不遇的悲愤呐喊。当诗文为具象之形灌注饱满的情志深意，整幅作品也就完成了由物象到心象的写意升华。清代郑板桥画竹自成一格，其作品《竹石图》以寥寥数笔表现竹的遒劲挺拔，配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题跋，笔墨写竹之劲节，诗文写人之风骨，实现了自然物象与人格理想的高度同构。

　　如果说画家自题是画境的延伸，那么鉴藏家题咏则成为审美的注解。元代倪瓒的《梧竹秀石图》中，湖石孤峭挺立，梧桐与疏竹相互掩映，画面上方可见乾隆题跋：“梧如遇雨竹摇风，石畔相依气味同。数百年来传墨戏，展观湿润镇濛濛。”诗文精准点出并强化了倪瓒笔墨中疏淡幽远、墨气溟濛的独特韵味，让后世观者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画面背后的文人志趣。

　　题跋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活化画面布局，重构空间意境。中国画注重留白，讲求“计白当黑”。恰当的题跋不仅能够填充虚空、平衡虚实，还能让各处留白形成节奏变化与错落层次，让画面的开合聚散皆有章可循。元代吴镇的《洞庭渔隐图》（图⑥）是典型的“一河两岸”式构图，作为主体物象的高山与树木将画面分隔出两片主要留白空间，即江面与天空。画家在天空留白处书有大面积题跋，一方面，以文字构成的灰色块面让上部留白在视觉上退向远方，并营造出烟云缥缈的意境；另一方面则将视觉重心自然下压至江面空间，让水波间的一叶扁舟与渔翁脱颖而出成为焦点，由此凸显了画作“洞庭渔隐”的核心主旨。

　　尤值一提的是，笔墨线条为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的共同语言，画家题跋之书风须与其笔下风物格调契合，方能让作品气韵浑然一体。如八大山人的画风奇崛冷逸，造型极尽简练，其自题多是寥寥数语，笔意散淡克制，与画面幽寂超脱的气质完美契合；吴昌硕的画风雄浑厚重、笔墨苍劲，画中题跋往往古朴沉稳、气韵饱满，令整幅作品笔墨贯通，尽显书画合一的独特魅力。

钤印：形式法则的点睛

　　相较于题跋，钤印更为小巧凝练，是可随画面布局灵活调剂的视觉元素，亦承担着多重审美功能。

　　作为中国画创作的最后一步，钤印起到调节画面节奏、完善画面秩序的重要作用。中国画构图讲究起承转合，印章的位置绝非随意而定，通常画面左重则右钤，上重则下钤，空则补之，满则避之。“印不过三”之说古已有之，这并非简单的数量限制，而是中国画“惜墨若金”审美原则的体现。恰到好处的钤印，能够收束画面气势，理顺通篇章法，让笔墨结构更加完整。潘天寿深谙此道，从其《松石图》（图③）中便可见一斑。此作绘一株生长于崖边的古松，画面中可见三枚印章。一枚位于左上角落款下方，是为姓名章，其作用如同一块砝码，增加了竖向的重量，压实了题跋文字的虚浮感。另一枚位于画面右上方的题跋顶端，是为引首章。其下方是肆意舒展的松枝，笔触张扬，似有冲出画外之势。而此枚印章恰如一个句号，在画面边界处将松枝奔放的动势收回画幅之内，让上部的开放空间拥有视觉落点。还有一枚印章位于画面下方的奇石底部，是为压脚章。从画面整体来看，古松主干从左下角蜿蜒而上，大半主体悬于右侧空中，极易给人头重脚轻、根基虚飘之感。这枚印章则如同一块压舱石，锚定画面重心，同时与左上方印章相互呼应，形成向上拉扯的动势，将倾斜的松树牢牢框定在画幅之中。可以说，三枚印章各司其职，完成了画面章法节奏的精细校准。

　　钤印也是传统水墨体系中极具标志性的亮色，以一点朱红调和黑白，暗合传统文化中虚实互补的平衡之道。中国画以水墨为宗，所谓“墨分五色”即通过焦、浓、重、淡、清的墨色变化表现万物的形态与神韵。清代弘仁的《拟古山水册》（图①）纯以墨色写就，画面清净无尘，空灵简逸。画家于画面边缘钤盖朱文小印，朱红色块作为重色，丰富了整幅作品的色彩层次。同时，朱红与墨色形成鲜明对比，让清雅的水墨画拥有了色彩律动。

　　此外，钤印还是画家情志的凝练。姓名章铭记画者身份，闲章则寄托画家的人生感悟与艺术追求。如郑板桥的“七品官耳”印章，寥寥四字，恍如一声叹息，道出了他看破官场的通透与豁达；齐白石的“大匠之门”印章，彰显了他自谦亦自贵的艺术风骨；潘天寿的“强其骨”印章则反映出其通过雄强刚健的艺术语言展现民族精神的艺术主张。

　　在中国画的创作中，题跋与钤印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并非附属点缀，而是深植于中国画写意内核的审美要素。对于当代画家而言，唯有回归中国画的本体语言，将诗书画印的传统融入创作血脉，方能构建完整且纯粹的东方绘画审美体系，进而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

　　（作者：钟 鼎，系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书法系主任）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