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网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电影《四渡》剧照。资料图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电影《四渡》以严谨的历史叙述、年轻态的艺术表达、震撼的视听呈现，回顾了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引领观众重返革命历史现场，体验那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峥嵘岁月，感受永不磨灭的信仰力量。

　　自1959年电影《万水千山》开始，长征题材便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战争片创作的重要组成。《四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新时代以来第一部长征题材“新主流”军事大片，第一次将长征革命历史与类型化的叙事手法、震撼的战争场面以及电影工业的最新技术相结合，书写了长征电影的新篇章。

　　类型化创作手法的娴熟运用，极大提升了作品的观赏性。青杠坡和娄山关两场浴血大战宏大震撼，而入遵义城和护桥两场战斗则突出了智取和动作性。在叙事结构上，作品有意打破三渡、四渡的时间顺序，先讲蒋介石在贵阳城看到红军标语极为震惊，再回头揭秘毛泽东的“我有一个办法”到底是什么，将这段故事讲出了悬疑感和戏剧性。借鉴类型片“双雄对决”的经典模式，突出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博弈，在娄山关战斗段落，二者甚至在虚拟时空中隔桌对峙、激烈交锋，这一颇具想象力的“开脑洞”场景，有望成为战争电影又一名场面。

　　创作军事题材电影有一个难点：战斗的内在军事逻辑不易视觉化呈现，而《四渡》在这一点上有着明显突破。作品借助三维地形、动画图示等手段，将我军每次军事行动的战略意图、敌我态势、行军路线、兵力调动，以及“四渡”的每次机动和对敌牵制都清晰呈现出来，给观众建立起直观的时空关系图、因果关系链，生动形象地诠释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多样、变化莫测的机动作战，表现为可理解的视听语言，清晰展现了3万红军如何用空间换时间，凭借非凡的军事智慧和坚韧的革命意志，一步步掌握战场主动权，最终成功突破4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观众由此理解了这一战争奇迹背后的军事逻辑。

　　在人物形象上，影片兼顾宏大与微观双重视点，塑造了鲜明的英雄群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运筹帷幄、统辖全局，最终成功引领红军将士绝境逢生。此前的长征影片，多展现革命领袖从容自若、气定神闲的一面，而本作则突出了焦灼感。从第一个镜头开始，目睹错误路线导致红军战士血染湘江，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毛泽东痛苦愤懑至极。通道激辩、遵义斗争、土城失利、苟坝之争，压力层层累加，焦灼感也不断升级。但即使处于如此压力之下，毛泽东仍然能够带领红军出奇制胜、扭转战局。突出重围后，领袖们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畅快抒发革命者的壮志豪情。情绪营造、形象塑造与叙事建构融汇一体。

　　影片还刻画了赵德发等基层红军战士，表现他们的浴血奋战和无私奉献，既彰显了信仰的力量，也没有回避历史进程中付出的代价与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影片形象说明了，四渡赤水的胜利不是凭空而来的神话，而是革命信念、精神意志、战略战术、人民支持合力铸就的人间奇迹。

　　影片《四渡》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再次诠释了长征精神的当代意义。今天，通过文艺作品回顾长征历史，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从革命历史中汲取养分，为实现民族复兴汇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原教授）

　　近18年后，电视剧《潜伏》在网络评论和弹幕里获得“重生”：年轻观众用“真香”品味烧脑的智斗，用“泪目”迎向早已了然的诀别，用“全体起立”向隐蔽战线上的先辈致敬。还有不少网友写下观后感，创作短视频，不断擦亮这部经典之作。

　　好剧如好酒——再次品味，仍会在同一个地方被击中。《潜伏》击中我们的，除了惊心动魄的谍战戏码，更有从故事土壤中长出的有血有肉有信仰的人。余则成作为承载剧作精神内核的角色，本属于“英雄之旅”叙事范式，但其成长不靠“人设”速成，而是由内生的、具体的、可感的人性细节积蓄而成。从最初目睹国民党腐败时的蹙眉，到最后被组织命令撤退时落下的泪水——余则成的转变和坚守，始于真情，归于信仰。这条信仰之路，“反转”让位于“递进”，最终融入民族解放的宏大历史，每一步都清晰可循。

　　这正是《潜伏》的魅力之处：主创相信“相信”的力量，谨慎又虔诚地反复表达着，信仰的产生可能是简单的，但信仰的延续必须来自一点一滴的心理成长，最终从裂缝中长出一道铜墙。与其说《潜伏》是一部“斗智”的佳作，不如说它是“斗志”的巅峰。

　　但《潜伏》并未把这份力量描述得重于泰山。相反，纠缠的情感、犹豫的决断、反复的权衡、边缘的试探、无力的释然遍布叙事氛围中，与激烈紧张的谍战情节形成拉扯与互补。

　　作品尾声，即将离开大陆、继续潜伏的余则成，意外看到妻子翠平仍活着，难掩喜悦之情。但他不能喊出对方的名字，在反复扫过的灯光中，余则成的脸亮了又暗、暗了又亮，最终翠平看清楚了，他冲她摇了摇头，纵有万般不舍，她立即心领神会地回到车内，装作无事发生。此别，大抵便是一生。弹幕飞出“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哭得看不清屏幕了”，但正是在一个“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夜里，故事埋下了最强烈的情感表达，绕梁三日，至今犹叹。

　　这种内敛又澎湃的表达成就了《潜伏》。导演姜伟坚持“少即是多”的美学原则，台词能删就删，能用眼神表达就不必说话。于是，当余则成得知过往的爱人、革命战友左蓝牺牲时，只凭肢体动作的颓唐，便让网友看出“世上最残忍的事，是连悲伤都不被允许”。此时，情绪的“爆破按钮”经由角色交给观众，是观众用最朴素的情感体验，补足了镜头里没有道出的千言万语。

　　当地下党员秋掌柜被捕，坚定说出“谁也不能战胜我的信仰”后咬舌自尽，弹幕突然安静几秒，接着涌出一连串的“全体起立”。有人问，“他为什么不逃跑”；另一弹幕回复，“因为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字句飘过屏幕，跨越时空的困惑，获得了永恒的答案。

　　互联网上关于该剧的持续讨论，印证了一个朴素的艺术真理：只有让观众与人物共情，英雄之旅才有穿透时空的力量。余则成们之所以动人，并非因为他们生而无惧，而是身处恐惧依然前行。这更是《潜伏》常看常新的原因：英雄离我们并不遥远，他真实地爱着他人，真实地认同一份事业，真实地想为更好的明天做点什么。这份真实，也是信仰最好的注脚。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05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苦难走向复兴，漫漫长路上有太多余则成、翠平、左蓝、秋掌柜，他们隐身于夜色却点燃黎明，他们未能抵达明天，却让希望渡过暗河。这些故事不会因久远而风化，会在每一个弹幕的“致敬”中完成交接，在每一次“这世间如你所愿”的热泪盈眶中，书写对先烈最深沉的回信。

　　（作者为北京大学副研究员）

　　“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哎呀嘞。”我从赣南采风带回的这两句话，高高地挂在歌剧《映山红》排练厅的墙上，因为它是这部作品的底色与灵魂。

　　《闪闪的红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上世纪70年代，小说和同名广播剧火遍大江南北；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傅庚辰先生创作的三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符号。当下，这份红色记忆并未随时间而褪色，不仅艺术家们经常在舞台上演唱，“赣超”“东北超”等大型活动现场，也有万人齐唱《映山红》；短视频平台上，多个语种的翻唱版本获得网友热烈点赞……足以可见，经典作品的力量能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听众心中激起回响。音乐，正是保存和传递这种集体记忆的绝佳载体。

　　将《闪闪的红星》改编为歌剧，既水到渠成，也充满挑战。原著采用的是儿童视角，并不适配歌剧这一艺术形式，因为儿童难以承担整场歌剧的声乐重任与戏剧张力。为此，我们将叙事重心转向了“冬子妈”，并为作品注入了全新的情感维度。在过去的经典民族歌剧中，无论是《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还是《党的女儿》《江姐》，很多都以女性为主角。我想，这大概是她们身上既有坚定的意志，也有浪漫的柔情，因此创作的空间更大。受时代、观众等因素影响，过去不少红色题材作品侧重于革命历史叙事，家庭生活和夫妻情感的表达相对隐晦。在《映山红》中，我们特别为冬子妈构建了一条饱含同志情、母子情、夫妻情的完整情感纽带。特别是在本次复排中，我们增加了冬子妈与潘行义的二重唱，让天各一方的革命伴侣隔空相见，互诉思念。这种情感的深度开掘，不仅让信仰有了血肉的温度，也更贴合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

　　“哎呀嘞”是江西兴国山歌的标志性音乐符号，也成为揭示全剧精神内涵的关键词。这个清脆、高亢、辽远的音调，贯穿在冬子妈、潘行义、吴修竹等主要人物的唱段以及乐队演奏之中。冬子妈英勇就义前的唱段《灯火啊，你越拨越亮》，在“哎呀嘞”的主题动机中，融入了采茶戏和板腔体元素，通过6次“我看见”的意象式表达，层层推进情感，当唱到“我的笑容映在天上”时，信仰的崇高感与艺术的美感达成了高度统一。尤其每次排练和演出中，当戴着八角帽的孩子们登台亮相时，那种扑面而来的阳光与憧憬，生动体现了红色基因的代际传递。

　　古希腊寓言说，音乐是保存记忆最好的方式。音乐在人类的生命史中有序地记录着年轮，精准地表达着内心深处的声音，让我们在回望时找到当年的记忆。对当下的人们来说，家国情怀、精神信仰，很多都是借助歌声传递的，音乐不仅构成了生命岁月的集体记忆，还成为不同时代的情感纽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哎呀嘞”的旋律再次回响，我深切地感受到音乐凝聚共识、唤醒记忆的强大力量。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努力开掘红色经典的时代价值，擦亮那颗熠熠生辉的“红五星”，让信仰的光芒永远照耀后来者前行的路。

　　（作者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本报记者任飞帆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