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网 | 瞿秋白诗歌中的赤诚信仰
“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
瞿秋白1899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没落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15岁时，他写下《白菊花》明志：“今岁花开盛，栽宜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这是现存瞿秋白的最早诗作，诗中巧妙嵌入自己的字“秋白”和名“霜”（瞿秋白学名为霜），抒发了自己高远的人生追求。然而，瞿家此后越来越陷入困顿，瞿母因为无力还债，于1916年年关自尽，一家自此星散。时年17岁的瞿秋白悲痛欲绝地写下了《哭母》：“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这首诗描述了家庭变故后宗族人情的冷漠，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含泪控诉。此后不久，他辗转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刻苦学习，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但是，社会黑暗和世态炎凉还是常使瞿秋白陷入迷惘和苦闷。在一首《雪意》中，他写道：“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北方的大雪，不禁让瞿秋白回想起恍若梦寐的故乡江南。但他表示，在寒冷的京城可以沽酒沉醉，但内心操守像梅花一样绝不能随波逐流。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瞿秋白率领俄专学生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俄特派员的身份赴苏俄采访。在莫斯科，他亲耳聆听了列宁演讲，并在会议间隙与其作短暂的交谈。在此期间，他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散文集和《俄雪》《东方月》等白话诗，向国内介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革命形势。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同年6月，他到广州参加党的三大。在此期间，他翻译了《国际歌》，并写下《赤潮曲》：“赤潮澎湃，晓霞飞动，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何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被，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首赞颂工人运动的革命诗歌，如同《国际歌》在东方的姊妹篇，抒发了“四万万同胞”和“殖民地劳工”团结起来迎接“共产大同”的豪情。当年12月，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一首诗中写道：“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瞿秋白作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我们党早期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探索，堪称为中华大地衔回革命春色的“江南第一燕”。
“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为加强反帝爱国宣传，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瞿秋白担任主编。1927年，八七会议紧急召开，瞿秋白主持会议，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那时起，他创作了《群众歌》《大流血》《国民革命歌》等大量通俗歌谣。在《群众歌》中，他写道：“世间一切靠不住，靠得住的是群众。罢市要取大规模，坚持到底勿为动……”诗歌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工人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1931年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在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此期间，他继续创作歌谣，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长篇说唱《东洋人出兵（乱来腔）》。“乱来腔”，即可以随口唱的意思，包括上海话和北方话版本。其中写道：“日本出兵满洲，国民党的政府军队的长官却赶紧逃命，叫做什么无抵抗，只剩得小百姓和兵士，给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为了驾驭这种他本人不熟悉的诗歌体裁，瞿秋白经常跑到上海城隍庙、文庙向民间艺人学习街头文学。这些质朴的诗歌，在当时的政治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1932年，瞿秋白与鲁迅见面并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上海，瞿秋白和鲁迅共同竭力倡导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受鲁迅影响，瞿秋白创作了很多革命诗，这些诗句如匕首投枪，直刺当时的文坛乱象。其中一首《读〈自由谈〉有感》，瞿秋白写道：“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当时在“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已经成为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在如此国难当头之际，竟还有一些旧文人以新名士标榜自己，他们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瞿秋白痛斥这种庸俗无聊的风气，对其表示深深的鄙夷。1934年1月，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当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不幸被俘。在人生最后的时光，他写下多首狱中诗词，始终坚守一位马列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其中一首《卜算子·咏梅》，瞿秋白写道：“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消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尽管身陷囹圄，但他深信革命的春天必然会重新降临人间、香彻大地。
瞿秋白牺牲后，毛泽东曾在二十四史上写下一段批注：“岳飞、文天祥……瞿秋白、方志敏……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鲁迅把瞿秋白视为一生挚友，给予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崇高评价。瞿秋白用满腔赤诚写就的革命诗篇，充分展现了他艰难曲折的革命生涯，坚贞不屈的党性品格。
赤胆文心须长咏
“有多少人从阅读一本书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在梭罗的名言后面，我想续一句：有多少人在一本书中留下了人生的赤热肝胆与铮铮风骨。
陈云写于1936年、重新发表于1982年5月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一个夜晚》，记述了当年自己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前往鲁迅先生家，帮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变更住处的一幕历史细节。今日读之，竟眼角浸湿、久久无语。
——秋白同志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他说：“没有了。”“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我奇怪地问。他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瞿秋白是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出生名门望族，身为学界大家，生活向来优渥。按说俗之如钱财、雅之如字画，三箱五箧并不为过。但偏偏“一生财产”，不过几篇稿几本书——尽书生之物也。
“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这是瞿秋白牺牲前写下的诗句。他就义时的坦然、从容甚至是潇洒，告诉了我们什么叫文心赤胆、书生意气。
信念之所以成为信念，必须是自己坚信并且奉行，“念兹在兹，此心不越”。作为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为中文的革命者，瞿秋白舍生取义自有慷慨悲歌。如果还有些点滴温凉的眷念，一定是情深无限的秋之白华。当然，还有那些曾经在包袱里随之走天下的书与稿。
“你看了看书，就像树看到自己的叶子。” 瞿秋白纪念馆陈列的遗物，最多的是墨迹浅淡、残缺泛黄的一本本书。涌于心头的诗句，顿时让我“伫立以泣”。
瞿秋白是卓越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名动一时的诗书大家。诗家有评曰：其诗风词韵，与八百年前的陆游颇为相通。“夜半挑灯更细看”，钱钟书纵论陆游，亦如评说瞿秋白：“爱国的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洋溢在他全部作品里。他看到一幅画马，碰到几朵鲜花、听到了一声雁唳，喝了几杯酒，写几行草书，都会惹起报国恨、雪国耻的心事。”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江山风雨、家国情怀，始终是中国文人最激越的书写。梁思成和林徽因亦有诗文传世，但他们写给祖国最厚重雄浑的作品，却是“凝固的诗”——建筑。
1931年，在中国进行古代建筑调查的日本建筑学者提出，中国人侧重文献研究，没有能力开展田野调查，因此，田野调查应由日本人“代劳”完成。看起来日本人所提的是学术范畴的问题，但其倨傲张狂的民族主义已然显露无遗。建筑学家梁思成坚定地提出：“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数月后，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吾道始行”——开始了5年的田野调查。满目疮痍的贫瘠乡村、土匪病患的袭扰，更有日本侵略者磨刀霍霍的威胁……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跋涉于乡野荒村、奔波在风雨霜雪，完成了有着中国建筑史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研究。1937年7月12日，当他们在山上做完一项调查回到山下，才知“七七事变”已经爆发5天了……
“国破山河在”，梁思成、林徽因毫不犹豫地携带所有资料举家南迁，来到长江边的一个小村落——李庄。1944年，梁思成在李庄抱病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自己所写的第一部专业建筑史。
后世专家回溯这段历史时不禁感慨：“无论梁思成还是林徽因，他们都有家人参军战死，他们在战时仍继续古建筑研究工作，绝对不会只是当作闲情逸致，一定是要在心里给自己一个交待。”
其实，他们是要给延续在自己血脉中的中国文化一个交待。所以，当战局危急时，有人问林徽因，日本人打来怎么办？这位柔美若“人间四月天”的女子嫣然一笑：我们身后，不就是扬子江吗。
文天祥《正气歌》的结句：“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仿佛是为住在与李庄相邻的板栗坳、另一位叫董作宾的南迁古文化大学者而写。1945年，董先生在蓬户瓮牖、衣食无着的艰苦环境下，完成了一本煌煌学术巨著《殷历谱》。尽管没有几个人能够识得甲骨文，那些出土于几千年前殷墟的龟板甲片，似与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场也相距遥遥。但是要知道，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在军事战场上耀武扬威，而且在学术领域也膨胀之极。有些依仗侵略者战争机器的文化霸权者，竟然狂妄地叫嚣着“汉学的中心在日本”。
而偏偏此时，董先生、梁先生、林先生以及许多先生们，凭一本书、持一支笔，续写着《正气歌》，进行着顽强的文化坚守。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民族只有文化灭亡了，才是真正的灭亡；文化，是一个民族不可退却的阵地。
“下笔如有神”是文人追求的境界，然而，请记住，此时此刻的这个“神”字，不是文采飞扬不是神思灵动，必须是“神者，正气也”。
有的书生本身就是战士。音乐家任光被誉为“民族号手”，他谱写的《渔光曲》《打回老家去》《新四军东进曲》等歌曲，释放无穷魅力，彰显音乐里的红色基因。他把自己生命的音符化入到民族解放事业的旋律中，成为新四军的一员。皖南事变中，叶挺军长作突围动员后，他随即指挥全场高唱《新四军东进曲》，“与四周的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在突围中，任光不幸胸部中弹牺牲，“揣着的一本书亦被不止的流血染浸，不得其名”。
或许，这本书究竟为何名已经不再重要。平生一片心，文章千古事。能让我们些许宽慰的是，他是与自己所喜爱的书相伴而去的……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一盏长明灯前镌刻着这样的话语——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常来这里的。
那么，我们常常去看他们了吗？我们常常捧读吟诵那些浸染着他们热血信念、倾诉着他们肝胆风骨的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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