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沉浮》序
在沉浮之间辨认时代的重量
高翠萍
在完达山脉的山麓,穆棱河从岁月深处流来。它见过矿井天轮昼夜旋转,见过煤炭从地下升起,也见过一座国有煤矿由兴盛而迟暮、由集体的荣耀走向个体的困顿。
高国权、张义良两位老师合著的《沉浮》,正是从这土地出发,以山河煤矿为叙事中心,把一个企业数十年的命运变迁,放置在中国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由旧的社会秩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大背景中加以观照。
书名取“沉浮”,并没有只写企业的起落,也不只是写人物的荣辱。沉与浮,是煤矿天轮的上下,是经济周期的涨落,是制度运行的得失,是普通人在时代潮汐中无法回避的命运感。作品以“摩天轮旋转”为意象,把矿井的机械运动与社会生活的深层变化连接起来:箕斗沉入地下,又从黑暗中升出;矿山曾经灯火通明、福利完备、工人以主人身份生活,后来却在市场化浪潮中经历债务、改制、下岗、资产流失与关系失序。
这样的书写,使山河煤矿成为观察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变迁的一扇窗口。
《沉浮》让历史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件显出形状。实干者的担当、改革中的犹疑、权力失范后的暗流、工人家庭的裂痕、女性在生活重压下的屈辱与挣扎,以及煤矿事故、欠薪、下岗和迁徙所造成的长久创伤,都被纳入同一条叙事链条。
作品中的人物并非悬浮在时代之上的符号,他们有欲望、有恐惧、有侥幸,也有在困境中保持的尊严。正因为人物命运与企业命运彼此牵连,山河煤矿的兴衰才具有了人的温度和疼痛。
两位作者有意采用纪实性较强的现实主义写法,重视时间、制度、经济和生活细节之间的因果联系。书中从企业领导者的更替写到基层工人的生计,从会议室里的反腐倡议写到酒桌之下的利益交换,从设备采购、工程承包写到国有资产的流失,叙事不断在公共事件与私人生活之间往返。它是一套复杂的利益关系如何生成,一种组织秩序如何松动,一个个普通人又如何在秩序变化中被抬高、挤压或吞没。作品具有社会观察的锋面,也保留了民间叙事的可读性。
《沉浮》把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紧紧相连。企业的亏损、制度的调整、市场的进入,本来都属于发展进程中的现实命题;但当权力失去约束,公共资源被私人占有,改革便可能在某些环节异化为少数人的掠夺。书中“蛀虫贪墨之荣枯”一章,集中书写贪腐、权色交易、保护伞和黑恶势力之间的勾连,其意义在于追问:一个曾经由无数劳动者共同建设的企业,为什么会逐渐失去公共性?一项本应改善生产与生活的制度安排,为什么会在执行中制造新的不平等?这些追问,使作品超越了矿山题材本身。
书中开篇关于疫情与世界秩序的思考,与山河煤矿的故事构成了远近相照的结构。微观的矿山、家庭和个人,连接着经济周期、制度比较与世界变局。这样的安排有时显得议论密集,却也显示出作者并不满足于讲述一段地方往事,作者试图把地方经验置入更大的历史坐标中,寻找个体命运与时代方向之间的关联。
所谓“沉浮”是现代化进程中资源、资本、权力与劳动关系不断重组的结果。
作品的力量来自材料本身的重量。两位作者的生活经历,使他们既熟悉煤矿基层的语言、风俗与人情,也能够从企业管理、审计和经济运行的角度辨析事情的来龙去脉。高国权长期生活于东北国有煤矿基层,拥有文学写作与现场经验;张义良从事企业管理、审计和财务工作,对制度、成本、权责和风险有专业性的理解。两种经验在书中相互补充,使叙事既有泥土气,也有结构感;既能写出矿工家庭灶台边的沉默,也能追问一项决策背后的制度后果。
面对《沉浮》,我们不必急于用一个简单的结论覆盖它。它写出了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组织力量和公共保障,也写出了旧体制的沉滞与弊端;它肯定改革带来的活力,又记录市场化过程中权力寻租、利益失衡和劳动者被边缘化的现实。这样的复杂性,是历史的真实。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是把被遮蔽的经验重新带到读者面前,让人看见荣光从何而来,裂缝怎样出现,代价由谁承担,未来又应当避免什么。
山河煤矿的故事已经写在纸上,而穆棱河仍在向前。河水不会替人保存全部细节,文学却可以。它保存矿灯照过的脸,保存下岗通知书上的手印,保存会议室里的沉默、家庭里的争执、工人对一份稳定生活的渴望,也保存一个时代在普通人身上留下的褶皱。愿我们从《沉浮》中读到的是对劳动、公共利益、制度边界和人的尊严的重新思考。愿每一次沉入历史深处的凝视,最终都能为未来浮出水面,留下清醒而有分量的回声。
是为序。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鸡西市作家协会主席)
后 记
天地之间,有一物名曰"势"。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而最难者,是在潮起潮落之间,辨明流向,并守住岸上的灯塔。
山河煤矿的井架,曾撑起过一个时代的脊梁。天轮的每一次转动,都碾过无数矿工的血汗与呼吸。然而,这座煤矿终究沉了下去——不是被对手打败的,而是在体制转轨的阵痛中,被时代的车轮碾碎的。这是一部血与火写就的史诗,每一页都浸透着劳动者的体温与时代的叹息。
《沉浮》的笔触,看似在写一座煤矿的兴衰,实则是在记录一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变革。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谁来为转型的代价买单?谁又在废墟之上收获果实?
老子的辩证法,不是书斋里的玄思,而是实践淬炼出的智慧。"有无相生"——计划经济之"有",是稳定、公平、保障;其"无",是僵化、停滞、效率不足。市场经济之"有",是活力、增长、资源配置优化;其"无",是分化、失序、逐利冲动。二者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硬币的两面,是历史进程中阴阳相推的节律。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能否在变革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找到那个脆弱、易碎、却唯一能让人站稳的平衡点。
然而,翻开山河煤矿的账本,我们看到的,是平衡的倾斜。
当"厂长负责制"以效率之名,将工人从主人变为雇工,企业的根基便开始松动。当职工代表大会从议事的殿堂沦为形式化的舞台,工人参与管理的权利便只剩一纸空文。当干部聘任制在实践中发生异化,当岗位安排让位于人情与交易,劳动便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才能便让位于投机,实干便败给了钻营。收入差距的拉大,一旦脱离劳动贡献的标尺,便从效率的奖赏蜕变为对劳动的剥夺。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有多少是靠创新与汗水登上了顶峰?又有多少是在制度衔接的盲区中完成了非正当的原始积累?当他们将财富转移海外、将根脉一并斩断时,"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承诺,便从理想滑向虚空。
历史的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劳动。谁尊重劳动,谁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谁轻蔑劳动,谁就终将被历史校正。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尺,不是GDP的增速,不是摩天大楼的高度,而是一线劳动者的目光——那目光里,是否有尊严、有希望、有公平。当劳模的荣誉被少数人不当攫取,当基层代表的名额被利益交换,当"打工仔"三个字成为底层命运的固化标签,公平正义便从社会的底色褪为墙上的粉饰。共同富裕,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社会主义不可退让的价值底线;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梦,而是检验制度成色的试金石。
贪腐之患,其毒不在钱财之失,而在信任之崩。民间那段顺口溜,言辞如刀,刺中的正是治理失效的病灶:当谎言成为通行证,诚实便成了墓志铭;当权力可以寻租变现,能力便沦为权力的奴婢;当法律失去锋芒,犯罪便长出了翅膀。最可悲者,非人去楼空,而蛀虫犹在——规章还在那里,庄严如昨,而人心已散,信仰已空。
但历史从不只在黑暗中落幕。
普罗米修斯的火炬,从未熄灭。它从古希腊的天穹,传到了山河煤矿的天轮之上。那是一种与命运搏斗、与苦难抗争、在沉浮中挺立的大无畏精神。探索必有代价,忍耐终有回响,忠贞不渝者,必在废墟之上重燃火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在其从不犯错,而在其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新。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八个字,唯有以实践书写,方显其重量。沉浮之间,大道无形;兴亡过后,真理自明。
愿《沉浮》成为一座碑——刻下教训,也刻下勇气。
在山河煤矿的中央,矗立着两座竖井井筒,井筒上各有一个硕大的天轮,昼夜不停地旋转,两个箕斗在缆索的牵引下,一个沉下,一个浮上。高国权、张义良的长篇小说《沉浮》(中华文化出版社,2023年4月),把这个矿山寻常的工业景观提炼为全书的意象——它是书名的具象,是结构的图腾,也是作者全部历史感慨的物质依托。天轮旋转不问昼夜,箕斗起落不由自主,这正是小说要讲的故事:一座大型国有煤矿从计划经济的鼎盛到市场经济中的破产重组,一代“根红苗正”的劳模干部从无私奉献到集体沉沦。沉与浮,在这里既是提升系统的机械动作,也是企业的命运曲线、人物的道德轨迹与作者对四十年变革的价值追问。
读罢全书,我愿意先给出一个总体判断:《沉浮》是一部以章回体为骨、以纪实为肉、以政论为魂的混合文本,是矿山内部人为自己的矿山所修的一部“民间野史”。它的全部价值与全部缺陷,同出一源——作者的“在场”。因为在场,它拥有职业作家难以企及的工业细部与底层痛感;也因为在场者的愤怒过于灼热,作者屡屡按捺不住,越过人物直接登台发言,使小说时时向社论倾斜。
一、内部人书写与“以文存史”
《沉浮》不可替代的,是它的叙述位置。第一回末尾开篇诗已作自供:“煤乡一介赋闲翁,随手章回妙趣生。”这是一部退休矿山人的写作。书中对采掘机运通五大系统的熟稔程度,绝非案头采访所能得来:主竖井井筒水平深度、提升机与电机的具体型号功率、瓦斯抽放试验的浓度数据、斜立过渡改造的工程沿革、“干打眼”“穿鞋戴帽”“捡黄豆、遛土豆”这些只有下过井的人才说得出的行话。
作家写煤矿者不少,但多数是矿区之子的回望,是文学化的乡愁;《沉浮》则是当事人的证词,是矿工阶层的自我书写。这个区别是根本性的。
小说记下了年产二百四十万吨的祝捷大会、工人文化宫的落成、运动会上万人空巷的检阅,也记下了三十多个月的欠薪、一千三百人的下岗分流、“四先四后”的减员原则、无息救助贷款如何被挪作还债并从中渔利、闲置火药库如何变作四幢权贵别墅。真实数据与虚构人物并置,公文语汇与说书腔调交错——作者要做的不是“讲一个好故事”,而是“为矿山立此存照”。
多年以后,当研究者想知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北一座统配煤矿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部粗粝的书所保存的肌理,或许比许多精致的小说更有用。
这是《沉浮》的第一重意义:以文存史。顺带一提,书中写矿工会举办书画展,获奖作品中有矿工创作的《太阳石之光》专题黑板报——煤是太阳石,是亿万年前封存的阳光,这个细节,是整个矿区文化心理的缩影:矿工始终相信自己捧出的是光与热,而小说全部的悲愤,正建立在这份自我认知与其后遭遇的落差之上。
二、主线、暗线与章回体的现代改装
全书四章。第一章“引子”从新冠疫情与制度之辩起笔,第四章“尾声”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六条“启示”收束,中间两章十八回是叙事主体。这个“政论—叙事—政论”的三明治结构,本身就暴露了作者的写作动机:故事是论点的例证。
叙事主体内部,存在清晰的双线。明线是企业史:第二章九回,以摩天轮为题眼,写山河煤矿自1980年董大川出任第十八任矿长起的鼎盛,经矿长负责制、销售乱象、承包分流、事故频发,至第九回瓦斯爆炸、百余矿工罹难、企业破产重组而终。这条线有起承转合,有完整的悲剧弧度,第九回末那阕《西江月》“人亡政息雪加霜,谁来救我煤矿”,是全书情感的最高点。
暗线则是人性史:一代在计划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劳模能人——吴连政、蔡兆杰、伏铁虎、温梅、金太宰——如何在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中逐一蜕变。第三章九回实际上放弃了线性情节,转为《儒林外史》式的串珠列传,一人一回,一回一种腐败形态:买官卖官、设套构陷、性贿赂、涉黑保护伞、安监索贿、设备回扣,几乎是一部国企转型期腐败类型学的图谱。两线在第十八回“山墅话柙椟”交汇:出狱的吴连政与退休的程家存在别墅对酌,程家存问出全书的中心之问——“根红苗正的一代人,进入市场经济后为什么都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一问一答,是作者借人物之口完成的主题自白,也是双线真正的收拢处。
章回体的选择值得专门一议。回目对仗工整(“清陈欠温梅施美计 酿事故罢黜替罪羊”),回末一律“有诗为证”,全知说书人随时跳出臧否人物——这是自觉承接《水浒》《金瓶梅》以来的世情小说传统。这种改装有得有失。得者,章回体的道德训诫功能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契合,绰号命名法(二狗子、二毛子、胡黑子、货底子、一百号)延续了民间叙事为人物“定性”的传统智慧,褒贬即在称谓之中;失者,说书人的全知转述(“据后来他们的伙计们私下里议论”“事后据金太宰酒后透露”)大量替代了戏剧化的现场呈现,许多关键情节是被“讲述”而非“展示”的,叙事的现场感与紧张感因此打了折扣。
三、一座道德坐标与一份劣迹系列
董大川是全书唯一被完整塑造、也是唯一被理想化的人物。作者为他配置了完备的精神谱系:父亲的《菜根谭》家训,母亲的佛教熏陶,学校的革命理想教育,井下摸爬滚打的阶级感情。他的每个动作都是价值宣示——退回工会的运动服,拒绝二哥要房的请托,在欧洲与德国工程师纵论中国人的信仰,在老干部座谈会上怒斥年薪制。他是“最后一位计划经济矿长”,是作者安放全部旧价值的容器。耐人寻味的是他的死法:不是死于矿难,不是死于斗争,而是死于听闻儿子淘金失败的心梗——旧道德的化身,最终被市场经济中一次寻常的投资失败击倒。
这个安排未必出自精心设计,却具有象征力量:董大川的价值体系在新时代已无用武之地,连他的死都与矿山无关,只与“钱”有关。
这里必须实事求是地指出小说人物塑造的最大病灶:善恶的脸谱化与蜕变的空心化。董大川纯善无瑕,钱保仁、二狗子纯恶无解,这尚可视为章回体的类型化遗产;真正的问题在中间人物。
吴连政本是全书有潜力的形象——他知恩图报(聘董自强为副矿长)、务实肯干、体恤老领导,而后来竟成每台设备狂吃三百万回扣的巨贪。从前者到后者之间,小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心理过程,堕落被“大环境变了”“资本激活了贪婪人性”一笔带过。蔡兆杰的转变同样突兀:前一回还在顶住黑恶势力恐吓关停违规井口,后一回收下三十万现金与一套婚房时的心理防线,只用妻子几句枕边风就瓦解了。
人的溃败本是这类题材最深的矿脉——一个正直的人如何一寸一寸说服自己,这才是文学要干的活儿——而《沉浮》在矿脉最富处停了钻。
作者用“人性善恶并存,制度好则恶收敛,制度坏则恶嚣张”的论断替代了对具体灵魂的勘探,于是第十八回核心之问,实际上被问答双方用一句社会学结论轻轻放过了。
底层人物的书写则显出另一种成色。第七回杨晓丽的沉沦是全书痛切的篇章:下岗女工被昔日邻居诱骗至南方渔港卖身,把小费卷成细条藏进内裤边缝,攒下七百多元逃生——这个细节有真正的文学重量,它比任何议论都更有力地写出了尊严被碾碎后仍不肯熄灭的求生意志。第五回张同玉在歌舞厅认出坐台小姐竟是自己教过的学生,师生二人在舞池中的难堪与忏悔,也是全书少有的、让批判者自身也被烧灼的时刻。可惜这样的笔墨太少,被回末诗的道德训诫(“世间女子莫侥幸,因果报应总轮回”)迅速收编,把结构性的受害重新折算成了个人的“贪小便宜吃大亏”。
四、方言的生命力与引证的芜杂
《沉浮》的语言是一个矛盾体。它最好的部分是东北矿区的口语与行话:入党难于登天的年代“象金太宰这样德行的人想入党,可以说比登天还难”;“驴粪球子发烧——啥臭狗屎人也能成气候”;“惹不起,躲得起”;矿工升井后“喝大酒、聊女人、侃大山”。这些语言带着煤尘与酒气,是从生活里直接铲出来的,未经文人腔的漂洗,构成了小说结实的质地。与之配套的是专业语汇的密度——机电改造、瓦斯抽放、洗煤机型号——它们不是装饰性的知识点缀,而是叙述者呼吸的一部分。
但另一面,是引证系统的芜杂失度。叔本华、萨特、笛卡尔、德谟克里特、库兹涅茨、巴莱多、雨果、雪莱、路遥、林语堂、刘晓庆,与《易经》《菜根谭》、孔孟老庄、佛门偈语混编杂陈,几乎每一回都要“某某曾经说过”数次。这种知识展示欲折射出民间写作者对“著述”体面的焦虑,但在文学效果上是减分的:它稀释了叙事的密度,引文与语境常常只有装饰性关联。
回末诗的水准同样参差,佳者如“河畔野史沉秋水,山坞冰碛解尘封”,确有沉郁之致;劣者近乎顺口溜的押韵训诫。而叙述者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则暴露出一个值得警惕的修辞伦理问题:写杨晓丽裸体洗衣一段的工笔铺陈,转述金太宰对严氏三姐妹的品评,其笔触与其批判对象的凝视几乎同构——作者本意在暴露恶行,落笔却时时滑向展览,批判与消费的界限在这些段落里是模糊的。全书女性人物——温梅、李秋萍、靳小洁、严氏三姐妹——几乎无一例外经由身体进入叙事、经由男性权力获得功能,这份性别书写上的时代局限,当为后来者鉴。
五、在“东北叙事”中的位置
《沉浮》的独特在于它只写一座矿、一个区、一群科处级人物,腐败在这里不是密室里的惊心动魄,而是弥散在鞋盒、红包、凉亭、宴席中的日常空气——这种“低海拔”的腐败书写,反而更接近多数中国人的经验真实。
《沉浮》是“父一代”的当场证词,情感底色是未经冷却的愤怒。子一代把废墟审美化,父一代拒绝废墟被审美化——他们要追问的是“谁把它变成了废墟”。这份不肯和解的愤怒,使《沉浮》在文献性上自有其不可替代处:它保存了一代产业工人对自身命运直接的情绪原浆,未经任何代际过滤。
《沉浮》的引子与尾声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了大量直接论断,其中对下岗工人的痛感、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愤慨、对分配不公的质问,皆有坚实的经验支撑,读来锥心;但作为整体判断,其论说方式是情绪化和单向度的——以山河一矿之沉浮推及全局,对转型的复杂动因与议论中归咎的方向时相抵牾,尾声第二节甚至自陈“破产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煤炭市场供大于求,另一方面是深部开采成本加重和资源逐渐枯竭”,这与前文十几回反复暗示的因果指向并不一致。小说没有把这些可争议的观点“小说化"——即交给不同立场的人物去碰撞、去互相驳难——而是由说书人直接宣示,这在文学上是明确的失分。真正的小说应当比它的作者聪明;《沉浮》的作者却始终不肯放心地退到人物身后。
六、在场之功与越场之失
《沉浮》的成就有三。其一,题材与视角的稀缺性:由矿山内部人执笔、以完整企业为主人公的长篇,其工业细部与制度肌理具有档案价值。其二,结构上的自觉:天轮总意象统摄全书,明线企业史与暗线人性史双轨并进,章回体与列传体的嫁接虽有滞重,却与题材的世情品格相配。其三,若干直抵人心的段落:杨晓丽内裤缝里的七百元、张同玉舞池中的忏悔、凉亭被吊走时老工人无声的泪、破产日“谁来救我煤矿”的一声长叹——这些时刻证明作者本可以写出一部更好的小说。
它的缺陷有三。其一,文体失衡:政论压倒叙事,主题先行,作者不信任故事自身的力量,屡屡“越场”代言,引子尾声的社论体与正文的说书体始终未能熔铸为一。其二,人物的道德二元与蜕变空心化:善者无瑕、恶者无解,最关键的堕落过程被结论替代,因果报应式的收束(车祸、入狱、红通、绝症)取代了性格逻辑的自然展开。其三,修辞的失度:引证芜杂、诗证参差、女性书写中批判与展览界限不清,以及纪实与虚构无标识地混编所带来的双向损耗——数据削弱了小说的想象自由,演义又反过来危及数据的可信。
天轮旋转,箕斗一沉一浮,沉下去的箕斗装满乌金,浮上来的箕斗腾空以待。《沉浮》这部书,似那只沉下去的箕斗:它满载着一座矿山、一代矿工最沉重的经验矿石,原生、粗粝、未经洗选,矸石与精煤混杂其间。
作者在前言里说,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这一辈子人吃了后几辈子人该吃的饭”——其实一代人的记忆同样不可再生。这两位煤乡赋闲翁抢在遗忘之前,把他们亲历的沉浮凿了下来,这份笨拙而诚实的劳作本身,就配得上他们笔下矿工的那个称谓:把光和热送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纵然他们递上来的,是一块尚未剥净矸石的太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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