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文学巨匠·纪念孙犁诞辰110周年】
面对驳杂的现实世界，如何攫取有效素材，由基于个体经验的“小与轻”的生活真实，上升为对世界与人类倾情关注的“大与重”的艺术真实，成为考察作家叙事成熟度的重要维度之一。
孙犁晚年“装书避嚣”，看似栖息在自己的书房中，但他的文字是面向外界敞开的，是基于个体经验表达对世界与人类的关注。这就涉及小说创作中的一组重要的审美对照关系，即“小与大”“轻与重”的艺术处理。
“芸斋小说”是孙犁晚年基于自身经验的深切思索，同时又是关涉世界和人类的典型文本。对于此类“重”与“大”主题，“芸斋小说”延续了“书衣文录”以极简的文字话家常的叙事传统，甚至连结构也是散漫的、随性的，将叙事情感日常化、伦理化，甚至历史化，兼具民族与家国的情感厚度。“芸斋小说”就像是一位历经人世沧桑的澄明老人对子孙后辈的私语，许多只言片语尖锐犀利、一语中的。正如孙犁在《读〈沈下贤集〉》中说：“文学艺术的主要标志，就是用最少的字，使你笔下的人物和生活，情谊和状态，返璞归真，给人以天然的感觉。”此外，“芸斋小说”不以紧张、激烈甚至猎奇的情节冲突取胜，而是着力于对日常生活表象下人类复杂情感关系的呈现与发掘，通过“轻、小”的故事情节与“重、大”的情感关系的矛盾处理，揭示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表层下的暗流汹涌。孙犁在“芸斋小说”中驾轻就熟地处理了小说写作中的“轻与重”“小与大”的审美对照关系，对当代小说创作具有一定的示范价值。
“芸斋小说”能够在小说叙事上取得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这得益于孙犁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强调“广读深思”，追求“艺术与道德并存”的创作经验。从孙犁及“芸斋小说”的跨越时代性、穿越历史性的影响力而言，这些创作经验是成功的，并且行之有效，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对于当代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
孙犁在文学创作实践活动的准备阶段，尤其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若抛弃了生活基础，文学创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孙犁首先强调作家要注意观察和思考生活，“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认为“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
在观察、思考生活的基础上，孙犁进而提出作家“对于现实，对于生活”还应该“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需要进一步“深入生活”。孙犁认为作家在观察、思考生活，进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感受和理解生活，“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作者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或有所经历而没有感受，或虽有感受而没有真正理解，他是不会构思与组织能以表现此种生活的情节或细节的。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
以此反观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些作品题材同质化、情感平淡化，也许可以从孙犁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的创作经验中找到反证。当下的作家普遍缺乏生活基础，尤其是青年作者，躲在象牙塔里的居多，不屑于或者不善于真正深入生活，由此导致了创作的作品不痛不痒，既难以具备生活的质感与痛感，又难以具备共情能力，从而与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现实生活相去甚远，由此导致文学日益固化、圈子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孙犁还指出，作家在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的同时，还需要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遵循鲁迅提出的“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孙犁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说：“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同时孙犁告诫作家们：“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这实际上还是强调作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只有深入生活了，百姓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政治因素才能在文本中鲜活、生动、具象地呈现出来，而非简单的口号呼喊和刻板化的人物形象设计。在“芸斋小说”中，孙犁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创作经验，这为当代作家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审美对照关系提供很好的示例。
孙犁对社会历史、世相人生有着深沉的情感体验。这种生活经历与感受力凝聚于笔端，他以白描艺术手法成功塑造了一批具有生活质感、带有鲜明时代特征、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含蓄且深刻地表达理性反思。
强调“广读深思”
孙犁认为，作家除了具备生活的基础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借鉴的范围”，学习多方面的知识，“广读深思”。
“广读深思”，是孙犁给予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启示之一。“芸斋小说”就是孙犁在“扩大生活的视野”中“广读深思”的产物。他追求俭朴生活，大量阅读古今书籍，吸收了丰富的世界性精神文化资源，尤其是史传传统、笔记小说、鲁迅作品、苏俄文学对其影响深远，这成为孙犁创作“芸斋小说”的精神谱系来源。
孙犁的藏书中史书占有很大比重。他对于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烂熟于心。在《三国志·关羽传》中，他写道：“自《春秋》立法，中国历史著作，要求真实和简练。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生命，传为美谈。微言大义的写法，也一直被沿用。”这直接影响到“芸斋小说”的写作，孙犁“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而且追求极简之笔法。
在《谈笔记小说》中，孙犁写道：“中国的所谓笔记小说，由来已久……在寒斋的藏书中，也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有三分之一。”笔记小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尚简的审美风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和清朝的《聊斋志异》。在笔记小说中，孙犁也尤为推崇这两部作品。在《买〈世说新语〉记》中说这部作品“三言两语，意味无尽”，评价《聊斋志异》“文字生动跳跃，传情状物能力之强，无以复加的简洁精炼”。孙犁在“芸斋小说”写作中承续了笔记小说中尚简的审美风尚并发扬光大。
孙犁终生以鲁迅为师，“追步先贤”，连买书也是根据《鲁迅日记》中书账所记，称赞鲁迅“惟热惟光，光明照人”。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彻底和决绝的，其批判的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孙犁晚年所作“芸斋小说”，走向对人性的深刻解剖与批判，与鲁迅的批判改造是一脉相承的。
孙犁还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苏俄文学占有一定比重，如《死魂灵》《契诃夫文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还有“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的《往事随笔》，屠格涅夫的《回忆录》，以及《论俄罗斯古典作家》等。孙犁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过《壮健性——纪念高尔基》《迎法捷耶夫》，50年代还写过《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果戈理》《契诃夫》《在苏联文学艺术的园林里》等短文。好的小说都会关注“人类内心的冲突问题”，苏俄小说就是鲜明的代表，也是其独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有力支撑。这些作品注重心灵感受与感性情绪的表达，强调主观情感的沉沦与救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芸斋小说”的创作。
追求“艺术与道德并存”
孙犁认为在文学创作实践活动准备阶段，需要作家一方面“扩大生活的视野”，另一方面“广读深思”，但真正进入文学创作的进程中，则需要处理好“艺术与道德”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进而追求“艺术与道德并存”。他还说：“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备的素质。”“现实主义的作家或作品，都具备一种艺术效果上的高尚情操，表现了作为人的可宝贵的良知良能，表现了对现实生活和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孙犁甚至提出，作家必须具备一个崇高的目的，才能完成一部伟大的著作。这就又涉及作家的人生观问题。何为作家的人生观？那就是作家对他所生存的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传统的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态度问题。这种态度又取决于作家的道德，即是否正直与诚实。
孙犁在《小说是美育的一种》中更是提出：“小说属于美学范畴，则作者之用心立意，首先应考虑到这一点。中国古代作者，无论处于太平盛世，或是乱离之年，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
“芸斋小说”中孙犁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就鲜明地体现出了“艺术与道德并存”的艺术追求。他惯常采用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以“我”的视角来描摹知识分子的各种形态，有温情，有私谊，更有坚守，也不乏自私、冷酷、虚伪。孙犁在描摹他们的形态时采取的叙事姿态是同情、同理的，甚至秉持着道德的自省。同为知识分子的孙犁带着复杂的心绪，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去打量、审视和叙写着他们的形态。
在《谈镜花水月》中，孙犁自陈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我的作品。鲁迅说，从来没有人愿意去写毛毛虫、痰和字纸篓。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是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其中也包括我的亲友、家属和我自己”。他还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迹：“我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有很多弱点。一生之中，长期漂流在外，对家庭没有负起应尽的责任。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做过的错事、鲁莽事、傻事，都曾使亲人焦虑、感伤。到了晚年，时常自责并无掩饰地写出来，作为临终前的忏悔。”
今年是孙犁诞辰110周年，许多地方和机构都自发地举办纪念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犁的文学成就，尤其是“芸斋小说”和“书衣文录”，越发为广大作家、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所推崇。孙犁重视“扩大生活的视野”，强调“广读深思”，追求“艺术与道德并存”的创作经验，也日益引起广大当代文学创作者的共鸣与效仿。孙犁博大而深邃的内心世界、驳杂而丰富的艺术世界，与朴素简洁的审美追求相互辉映、相映成趣。孙犁本身就是一部厚重耐读的大书，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向着人类灵魂的更深处进发。
（作者：徐福伟，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光明日报》上的孙犁足迹
● 1978年4月29日，刊发郭志刚的文章《谈孙犁的〈白洋淀纪事〉》：读着《白洋淀纪事》，我觉得作者是一个十分珍爱生活的人，他不肯轻易甩掉生活的“露水”。因此，在他的作品里，总是带着冀中泥土的色香和健康、活泼的气息。……从作者历来发表的东西看，他无疑属于那种惜墨如金的人，但在这些地方，他却总是笔有余裕，尽多保留一些生活的韵味，这是很可贵的。因为，“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
● 1978年6月25日，刊发孙犁的散文《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至于《子夜》，我原来有一本初版本。这是在30年代初很不容易才得到的。……当时，我正在念高中，多么想得到这本书。先在图书馆借来看了，然后把读书心得写成一篇文章，投稿给开明书店办的《中学生》杂志。文章被采用了，登在年终增刊上，给了我二元钱的书券，正好，我就用这钱，向开明书店买了一本《子夜》，书是花布面黄色道林纸精装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珍惜它。
● 1984年12月8日，刊发孙犁的散文《谈赠书》：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寄来的稿子，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文，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使书发挥它的作用，得到重视和爱护。
● 1986年8月31日，刊发孙犁的散文《老家》：人对故乡，感情是难以割断的，而且会越来越萦绕在意识的深处，形成不断的梦境。那里的河流，确已经干了，但风沙还是熟悉的；屋顶上的炊烟不见了，灶下做饭的人，也早已不在。老屋顶上长着很高的草破漏不堪；村人故旧，都指点着说：“这一家人，都到外面去了，不再回来了。”我越来越思念我的故乡，也越来越尊重我的故乡。前不久，我写信给一位青年作家说：“写文章得罪人，是免不了的。但我甚不愿因为写文章，得罪乡里。遇有此等情节，一定请你提醒我注意！”
● 1988年9月10日，刊发王彦博的《孙犁与故乡人》：70年代后，孙犁的身体渐渐出现不适，针对他常常宾客盈门应接不暇的状况，有关部门作出了“来客谈话时间请不要超过20分钟”的“规定”。1986年3月的一天，孙辽城村农民刘树欣到天津办事，出于对老作家的景慕前去看望，刚落座一会儿，看到压在桌下的“规定”条幅，便要起身告辞。孙犁感觉奇怪，忙问原因，当刘树欣说明孙老健康要紧时，孙犁笑了起来，说：“乡亲例外，乡亲例外！不但谈话时间可以延长，另外这些年来，我还有两个‘规矩’：第一，我这里吃住都不方便，乡亲们来了，不能在我这儿吃住，但不论在哪儿，我出费用；第二，你看见这四合院了吗？一般来客，我送出屋门，乡亲们来了，我一定要送出大门……”就这样，孙犁一直和刘树欣谈了个把小时。
● 2002年7月24日，刊发刘光人的文章《念孙犁》：几十年了，孙犁的衣着、饮食、生活方式丝毫未变，一直是冀中农村走出来的那种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他的小说，他的随笔，他的议论，一直是思想深邃，好像无边无际、文采飞扬，好像道道彩虹的那种一代文豪的大知识分子的形象。
● 2013年5月21日，刊发铁凝的文章《怀抱着胸中那一簇火焰——孙犁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就我个人而言，纪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是回到他的作品。一个作家最深邃的生活，不在他的日常起居，而在他的文字之中。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希望和绝望，他灵魂的底蕴，无不凝结于此。对于像孙犁先生这样人品与文品高度一致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了。
● 2022年9月30日，刊发宫立的文章《孙犁与〈光明日报〉》：孙犁可谓《光明日报》的资深作者。从《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1978.6.25）到《文虑——文事琐谈之一》（1991.10.12），孙犁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多达35篇。……孙犁与《光明日报》编辑也会互通书信。单三娅在《孙犁与〈光明日报〉的笔墨缘》中提及：“我至今保存着他给我的十几封信和明信片，多为80年代后半期稿件来往较多时寄给我的。”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见到《孙犁文集》（补订版）收录的孙犁给单三娅的两封信，一封写于1987年11月14日，一封写于1988年7月19日。其中在后一封信中，孙犁说：“前寄上一本《陋巷集》，无端退回，又托人寄出，不知收见否？因其中有不少篇章，是你经手发表，故愿意寄一本给你留念。不知你要不要‘芸斋小说’。我手下尚有一篇，如要，望来信。发表早晚是没有关系的。”经笔者查阅，孙犁寄给单三娅的‘芸斋小说’应该是《我留下了声音》，后来刊于198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
（刘江伟整理）
